从浅蓝到深蓝，人们将蓝色定义为藏地的甘露色。从诃子到邬巴拉花，自然之物被内化为治愈力量的象征。在这天高水清的喜马拉雅高地，我们从不缺乏对于甘露的想象。为生命而设计，为圆满而践行。在世间万物温柔的目光中，在充满药草味和骨血气息的空间中，你我正感受着那源自智慧和慈悲的光芒。这承载甘露的事业虽名号颇多，但现今的人们则多以“藏医学”来统称。比起现代语境下的“医学”，古典时期的人们更倾向于将这一有关治愈的艺术理解为某种“生命学”。在生命学的宏大语境下，人们需要关注的绝不止是外在的肉身。“健康是和谐的代言词”，生命的内在体验使我们不再冰冷地审视自身。我们和宇宙具有相似的结构性，与宇宙的自然共振给予了我们身心上的最终解脱。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而言，这便是医学的真谛，是甘露的精髓，而感受甘露便是与宇宙对话。

那是一个由魔王冉巴土吉统治的暗黑时代，世上恶疾遍布，四方生灵涂炭。在冈仁波齐旁，玛旁雍措湖畔有本教祖师顿巴辛饶，掌握治愈之法的他时刻感受着众生的痛苦。顿巴辛饶有一子，名曰杰普赤西，他有着除恶疾的信念。在从父亲处学习治愈术后，杰普赤西选择直面魔王，解救苍生。在藏地的医学源流中，这一关键情节常常被后人所提及，而父子二人也被共同视为早期藏地医学的开创性人物。病因为魔，皆因为它是混乱的象征，有子医治，因为他与和谐相伴。在藏医学的理论体系中，混乱与和谐之间的转变微妙无比，这并非二元对立所能阐述清楚。可治愈和不可治愈，毒物和药物，净化与障碍，主导藏医理论体系的诸概念关系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因此，实践先于定义。

医生，一个在藏地具有复杂身份的群体。这些生活在“肉与灵”高度重合的年代，并拥有医学知识的智者，他们所背负的责任不光被限定于“日常与习惯”，而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则呈现出了一种极为稳定的演化过程：先贤的学生，病人的保护者和药师佛的信仰者。作为病人的保护者，医生又必须兼顾精神导师（通常是长期的）这一特殊身份。在众多有关藏地医者的著作中，学者们如实地记录了那些处于繁琐日常的各地行医者。曲折的生活经历更像是符合传统的“美德训练”（医师形象—医德誓言—医患关系），而经典的神圣性是不容置疑的。那些被视为“无上甘露”的启示和日常实践同等重要。

从吐蕃时期开始，医学就被视为一项高雅的学科并受到各个阶层的推崇，而作为医学事业践行者的医生则被视为核心阶层之一。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他的病人并不局限于人类，吐蕃时期的医生是维系其所属社区发展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知识来源分散且各具特色。来自不同地区和族裔的医生陆续成为君主的御医，他们将各自传承的医学知识输送到这个早已拥有自身医学体系的土地上，而关于医学原理和医学实践的辩论和研究也并未随着王国的解体而陷入沉寂。随着南亚的知识分类传入藏地，这项早已成熟的学科被称之为“医方明”，兼有医者身份的本土学者开始丰富此前的理论体系。

“虽谨慎如小马过河，但仍会掉入种种陷阱中，医者应破除一切源自三毒的障碍”，康区的医学大师嘎玛俄勒（1705-1759）曾直言学医与行医的不易。除了深入学习经典著作及其相关的文本外（此类诠释文本常常具有高度的创新性），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收徒与医治皆不以贵贱为标准）的学徒还需要参与各项医术训练，如尸体解剖，辨识药材和临床观察等（整个学徒期可能要持续十几年之久）。对于藏地的医者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自身的医学传承和社会评价。没有传承的医生被形容为“狐狸占王位”，不懂医理的医生被形容为“向盲人示物”，而不懂器械的医生则如“勇士无兵器”。几乎所有的医者都将机敏，温柔，谨慎和勇猛视为基本能力，而今生幸福与获证境地是他们的目标。

2023年5月，法国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6次执行局会议上，医学巨著《四部医典》正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而早在2018年，《四部医典》就已经入选了《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治愈的秘诀何以流传千年？笔尖甘露，教诲万千医者。哲思慧海，铭记祖师恩德。

下一期，我们将深入探索藏医学经典，聆听来自远古的医者之声，感受流传千年的温暖与力量。